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董登新(教授)

一、应试教育——“名”与“利”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本人认为，它本身并没有“罪”，罪过则在于人们对它的扭曲与误用。从科举制度诞生，到“学而优则仕”，再到八股文泛滥成灾，人们对应试教育应该已有很深刻的了解。54岁的范进中举——喜极而疯，则是中国科举制的极至和“杰作”。试想，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从20岁开始就年复一年地参加应试，20多年应试20多次，直到54岁才中了个“秀才”。如果说，古代应试教育是“吃人”，那么，现代应试教育呢？

所谓“应试教育”，我认为，它是一种一切以考试为目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制度。简而言而，应试教育热衷于培养“考试机器”。对“考试机器”性能好坏的评价，主要取决于考分的高低。

应试教育的产生，是源于一种人性“功利”的驱动。基本的逻辑是：高分＝高能＝优秀。对学生而言，考高分＝上名校＝高收入；对学校而言，升学率＝竞争力＝奖金福利。

其实，应试教育兴旺不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应试教育的低成本。因为应试教育调强“学一门课就是看一本书、做一套标准化试卷”，于是，死读书、读死书成为低成本教育的流行形式。60——80人坐在一个拥挤不堪的“火箭班”，老师只管“填鸭式”教学，缺少实验过程、没有实践环节，一切为了考试、一切服从考试、考试压倒一切。只要能逼出孩子的高分，哪个做父母的不放心这样子的教育？

二、现代“应试教育”与“应试产业”

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恢复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举动。然而，当时教育资源极其短缺，经济建设人才更是稀缺。在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高考制度的恢复，首先给予了普通百姓一个公平竞争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绝好机会，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人才匮乏，大学毕业生作为短缺“物资”，完全由国家计划统一分配、调拨。据统计，高考制度恢复的至少头五年，全国高校的毕业生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及省一级的政府机关。强烈的“高考效应”，直接冲击着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每一个角落：上大学，就是进国家机关；上大学，就是捧上金饭碗；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高人一等。

于是乎，中国的应试教育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层层递进。对学生和家长而言，读书就是“考大学”，上大学就是为了当官，或是找一份体面工作；对老师和学校而言，升学率就是学校竞争力；升学率就是奖金和福利。学校、家长不谋而合：老师搞承包；家长搞陪读。

就这样，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庞大的“应试”产业轰轰烈烈地发展并不断壮大起来。从补课到家教、再到培优；从高考模拟题库到黄风密卷、再到海淀高考“敢死队”；从高考随声听系列到高考营养品系列，数不胜数。难怪有的商人发现商机后，喜不自禁：高考是中国经济不败的产业，更是中国商人的朝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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